转载自公众号「上河卓远文化」

为什么

文 | [英] 詹姆斯·伍德
译 | 蒋怡

在我小时候，为什么？这个问题曾非常尖锐，而且带有宗教的意味。我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家人都有宗教信仰，在长大过程中我发现，知识与宗教的好奇心可能并不是天然的盟友。我父亲是动物学家，在杜伦大学教书，母亲是当地一所女校的老师。我的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母亲的苏格兰娘家有着长老会和福音派的渊源，圣经渗透到了一切里。父亲称我与我第一个女友的关系是“无益于教化的”（虽然他为了传达这个严肃的、克尔凯郭尔式的消息，不得不在车里伏击我，这样他就可以避开我的目光了）。他们不赞成我使用疑是世俗的说法“祝好运”，鼓励我用更带有神意的“保佑你”来代替。因为上帝的保佑，人们才在学校的考试里考出好成绩，才有音乐天赋，才结交到好朋友，唉，才去教堂。我的卧室乱糟糟的，母亲说这就是“代管工作不到位”的例子。脏衣服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

当我问起上帝是从哪里来，母亲给我看了她的结婚戒指，并解释说，上帝就跟它一样，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但我知道是有人打的这个戒指，即便我并没有说出口。）当我问起饥荒与地震，父亲准确地告诉我，通常人类要在政治上为前者负责，而后者呢，常常也要怪人类自己，一直住在那些人尽皆知的不稳定地区。好吧，贫困与瘟疫可以补救，那还说得过去，可癌症、心理与身体残疾、可怕的事故，还有在我朋友的弟弟44岁时夺去了他生命的古怪的病毒感染呢？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这么多死亡？他们告诉我，上帝的道是不可理解的，在很多时候，我们在不可理解之物面前要养成像约伯一样的谦卑。但是，约伯在成为圣人或者能淡然处事前也是怨言多多，我担心自己幼稚的质疑会永远停留在玄学层面的抱怨。

我对死亡带来的痛苦有着强烈的感受，因为我父母教堂会众的两位教友年纪轻轻就死于癌症，其中一位是单身母亲，我常与她的孩子一同玩耍。人们向上帝祷告，却没有得到回应——除非像我父母告诉我的那样，“上帝召唤库瑞太太跟他一起住在天堂”，看起来，上帝可能在以某种离奇古怪的方式，用没能回应我们的祷告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因此，质询只被接受到某一个点上，它一旦开始变得反叛就会被阻止。约伯不可能变成亚哈船长。这种吝啬，再加上我感觉到官方知识总是有些神秘，遮遮掩掩让人费解——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在某个地方有人知道，此人隐瞒了重要的线索——这两者在我身上激起了用秘密来对抗的习惯。我用我的秘密回应他们的秘密，用我业余的谎话回应他们的官方谎言。他们相信这个世界已经堕落，但是在其他地方，在来世，允诺了重新开始。我相信这个世界已经堕落，但并没有什么来世。他们把他们的来世像某个宝贵的秘密一样珍藏着，我也把我的没有来世的启示像宝贵的秘密一样珍藏着。我成了难对付的撒谎高手，我所知道的一流高手，不仅水平高超，而且积习不改。我的谎话一路说到了底：从隐瞒大真相和无神论开始，以隐瞒小真相结束——像是你跟朋友一起时说脏话，或是听齐柏林飞船，或是喝了不止一杯酒，或是继续跟那个无益于教化的女友交往。

文学尤其是小说，允许我从惯于隐瞒的积习中逃离出来——部分原因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与我的习惯相对称的类似版本，在书本的世界里，谎话（或是小说）被用来保护有意义的真相。我仍记得青少年时的震惊，那是当我郑重地发现小说和短篇故事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空间的时候，在那里你可以有任何想法，表达任何观点。在小说里，你可能遇见无神论者、吝啬鬼、酒徒浪子、通奸者、杀人犯、小偷、穿越卡斯蒂利亚平原或是在奥斯陆或圣彼得堡闲逛的疯子、在巴黎一心想往上爬的年轻男子、在伦敦追名逐利的年轻女子、不知名的城市、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国家、寓言和超现实主义的领地、变成甲壳虫的人、由一只猫来叙述的某部日本小说、许多国家的公民、同性恋、神秘主义者、地主与管家、保守派与激进人士、同时是保守派的激进人士、知识分子和头脑简单的傻子、同时是头脑简单的傻子的知识分子、酒鬼和神父、同时是酒鬼的神父、活人和死人。在文学正典的精妙把戏里，那些被后人认可，或是在大学教育里被奉为神圣，或是仅因为“企鹅现代经典丛书”就获得权威地位的作家们，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尊重——他们原来会亵渎神明，为人偏激粗鄙，还是好色之徒。

我常从书店回来，带着那些因压缩其中的内容而闪闪发亮的平装书，它们像色情书一样炽热。我趁父母不注意，迅速地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把书带进我的房间。他们难道不知道，塞万提斯不止亵渎神灵，还是狂热的反教权主义者吗？或者说，难道他们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着基督教信仰的幌子，在向我灌输无神论的思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依旧是一本官方认定的“恬不知耻”的书，但劳伦斯早期的美妙小说《虹》不知怎的却逃离了那样的指责。然而，翻开那本书的书页，看到威尔和安娜在他们新婚的头几个月里沉浸在性爱中神魂颠倒，看到威尔注意到他怀孕的妻子即将临盆，她变得更丰满了，“乳房变得重要”。看到安娜光着身子在卧室里跳舞，如同大卫曾在上帝面前跳舞一样；还有厄秀拉和斯克里本斯基在月光下亲吻。还有斯克里本斯基和厄秀拉私奔到伦敦和巴黎的奇妙场景——单纯美丽的厄秀拉，虽然总觉得斯克里本斯基身上缺乏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但还是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性欲，爱上了她情人的身形。在伦敦的一家旅店房间里，她看着他洗澡：“他身材修长，在她的眼里是完美的，一个干净清爽的青年，没有一丁点多余的赘肉。”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种相对驯化的自由：任何事都可以想，任何东西都可以写，思想是完全自由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何尝不是每天都在脑海里行使这种自由呢？为什么要把小说当作宝贝，仅仅因为它复制了这种耗竭的自由？但是我们中很多人并不会运用这种自由；我们紧张地行至准许的思想的边缘，然后唤醒审查的超我来监督自己。并且，小说增加了所有虚构生活的双重性：见证另一个人拥有那种自由，就是有一个同伴，就是有其他人向你吐露心声。我们在相互分享的同时也相互审查；我们既是又不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拉姆齐太太、布罗迪小姐、汉姆生（Hamsun）的《饥饿》（Hunger）里的叙述者、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帕洛玛尔先生。这应该让人感觉很刺激，也有一点不得体。阅读小说是一件极其私密的事情，因为我们经常看似在窃取虚构人物的泄露了的隐私。当然，莎士比亚的作品早早地预见到并包含了现代小说里将出现的所有的狂放生活。但莎士比亚的戏剧独白是说出口的隐私（其根源在祈祷文，最终是圣经诗篇），而小说里的意识流则是，或者说试图成为不出声的独白。不出声的独白似乎迎合了我们自己未完成的想法，要求我们——读者与虚构人物——一道完成和演绎一个崭新的合奏节目。他们泄露了的隐私，变成了我们更为隐秘的隐私。

在小说里可以有任何想法，表达任何东西——小说是一座花园，大大的为什么？挂在那里等待采摘，在自由的空气里洋洋自得——对我来说，这个想法与小说以外的正统基督教里的现实恐惧有着具有讽刺意味的对称关系：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没有上帝的话，“任何事情都允许做”。抛开上帝，凡事皆能发生：混乱与困惑盛行；人们犯下种种罪行，产生各种想法。你需要上帝来控制局面，这是我们常听到的基督教保守派的说辞。相比之下，小说的说法更合乎情理：“任何事一直都是允许做的，即便上帝在场。上帝与这一切本无关联。”

当然，小说比起现实来，它的自由空间更为宜居，因为小说是虚构的世界。虚构作品用无法收集的数据进行着永无止境的试验。我过去与现在喜欢小说的理由，都在于它与宗教文本很相近，却又有根本的不同。小说中的真实总是跟信仰与否有关系——这由身为读者的我们来确认与肯定。我们需要这种信仰，但也随时可以拒绝信仰。小说在疑虑的阴影下移动，知道自己是个真实的谎言，知道自己随时可能不奏效。对小说的信仰，总是一种“近似”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隐喻式的，只是形似真实的信仰。托马斯·曼在他的文章《理查德·瓦格纳的磨难与伟大》（Sufferings and Greatness of Richard Wagner）中写道，小说总是一桩“不完全”的事。“对艺术家而言，对‘真相’的全新体验是对参与艺术游戏的新的激励，是表达方式的新的可能性，仅此而已。他相信这种全新体验，并严肃对待它们，只要有需要，就给予它们最丰富最深刻的表述。在所有事上，艺术家都非常严肃，严肃得令人落泪——但又不完全是——结果就是，根本就不是。”既然小说是不完全的游戏，它就是不完全信仰的场域。宗教里的危险之处，恰恰是小说的构造肌理。

本文选自《最接近生活的事物》